【主持人】在调查数据当中，听到了很多的民情。

【王恩海】对。

【主持人】反过来说，我注意到这份报告在谈到青少年上网问题时，有你们的一段主观的评论。比如说建议青少年尽量少上网。您觉主观评论会不会有损报告的公立性？

【王恩海】我不认为是这样的。我们的报告原先只是数据的一些罗列，这次我们增加了一些分析。这个变迁的过程，实际上是一个需求变迁的过程。因为一开始，好多人知道知道数就行了，现在知道这些数，我怎么去解读？而且我们的报告实际上是一个比较有影响力的报告。在业界和政界，都是有一些人在阅读或者是在评判我们的报告。因为他们会给我们反馈这个意见。就是说，你这个报告要加强一下分析，要多出一些观点。这个情况下，我们根据我们的情况，设法去满足他们的需求。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我们也非常去尊重这个事实。因为我们所有的观点和刚才你说的加的主观分析，都是基于我们的数据。我们的数据就说明这个问题，实际上这个观点也是一个客观的观点。只不过是我们把它写出来了，这些观点还是比较客观中立的，不会有太多负面的东西。

【主持人】我想问一些细节，这样是不是每一次做调查的时候，您都会亲自打电话？

【王恩海】我不会亲自打电话。但是我会去亲自到电话的调查现场，因为我们调查现场人很多，他们调查访问员的访问质量对我们报告的质量是有很大的影响的。所以我们一定要在这个关头要把住关，让他们的访问数据非常准确，问到的确实是我们想知道的问题。这样的话，我会在调查现场去巡逻，我听到哪些不好的，我会让他改正，而且我会跟所有人说，这个问题，这样访问可能会带来一定的误差。这个我们会尽量避免这些事情，然后去规范这种访问。实际上，我们在调查方面，我们认为是非抽样误差，我们在尽量减少这种非抽样误差，来保证数据的准确。

【主持人】所有的这些抽样调查，都是随机性吗？还是有一定的规律可循？

【王恩海】实际上从访问样本上说，是完全随机的，所以它的代表性是非常强的。统一调动，只有样本完全随机，才能完全的反映真实情况，所以它没有什么规律可循。

【主持人】报告中还有说到上网费的问题，我觉得也是一个热点。比如说现在这份报告出具的数据，中国网民平均每月费用是75元，您觉得上网费居高不下是不是影响网民增长的一个最大的问题？

【王恩海】这个75元，主要是上网付费的平均值，有些人上网是免费的，比如说在单位。我们从调查报告来看，上网费用每年在下降，我们认为这个对网民是一件好事情，但是有些网民认为，还是下降的幅度不够，这个可能需要一些电信运营商考虑一些价格的问题。可能它对互联网的发展会有一定的阻碍作用，但是在我看来，它不是最主要的原因。实际上我们发现，阻碍网民上网最主要的原因有两个，一个就是没有上网的技能和上网条件。这是一个。另外一个是没有上网的设备。这个实际上说明，第一个反映的是我国整体的国民的教育水平的欠缺。好多人因特网不知道怎么上，不知道怎么用。第二，设备实际上是反映了经济情况。而你刚才说的每月的上网费用，实际上应该是居于设备之下的一个因素。所以这个因素不应该是最主要的因素，但是它会有一定阻碍作用。

【主持人】那您觉得这个费用到底是高还是低？

【王恩海】我个人认为，现在还是有点高。

【主持人】您觉得作为出具报告的一个主要起草人，您有义务去提出一个降低上网费的呼吁吗？此前有看到新闻说，印度将实现全部上网免费。

【王恩海】其实我们就是把这个数字做出来，然后给有关部门。我想作为价格制定者或者是实施者，他们都会看我们的报告。这些报告如果看到了，相当于我们的建议已经到达了。至于这个采纳程度，是需要他们和从市场整体考虑的。可能这个不能简单看，是为了让一些非网民接触互联网，你要降价，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设备方面的费用，需要综合考虑因素。

【主持人】您是从第五份报告的时候，开始起草报告的。回顾15次，您在调查方法上，有什么样的变化和创新呢？

【王恩海】我是从第五份报告开始参与的，一开始也是从一个前期的学习者逐步过渡到现在第20次了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自己不但感受到中国互联网的快速的发展。实际上也感受到了我们调查方法的一个变迁，越来越科学，越来越严谨的变迁。最开始的时候，中国互联网发展还不是很普及，中国的电话覆盖率也不是很高。所以当时我们只是在网上挂问卷的形式去的调查报告。后来电话普及率高了，我打电话以后问到的网民也多了，这个时候电话量还成为可能。大概是1999年底的时候，我们就把它切换成电话调查了。从那个时候，科学性和可操作性就更强了，而且出来的数据，准确度更高了。这样的话，实际上这个电话调查，电话访问，它也是国际通行的一个比较可行的方法。他们的成本相对低一些，与之相对应的就是用户访问了，我当面到用户家里去，这个成本会更高一些。在中国目前这个阶段，这种电话访问还是比较切实可行的。然后我们又通过严格的抽样来保证了样本的随机。在严格的随机样本下，我们的电话调查能够真实反映情况。